【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吴育仁】
5月4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马修•波廷杰（MatthewPottinger）在弗吉尼亚大学的米勒中心（the Miller Center），用汉语发表了一场关于“五四精神”的主题讲演。很快，这场带有政治目的的讲演就受到了我国政府的关注。
5月6日，华春莹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波廷杰的讲演：
他错了，五四运动的性质不是他所谓的“平民主义”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当代五四精神真正的继承人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公民。
……
他忘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一战后巴黎和会上，外国列强之间拿他们在中国领土上的特权私相授受，中国人民绝不接受丧权辱国。101年后的今天，如果华盛顿还有人想在疫情问题上对中国甩锅、推责，霸凌中国，14亿中国人民绝不答应，我想李文亮医生的在天之灵也绝不会答应。
顺带指出，“平民主义”（Populism）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民粹主义”。波廷杰先生赞扬“它推动了 2015 年的英国脱欧；2016 年特朗普总统胜选”。
五四运动以后，各种“平民讲演团”、“平民教育社”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波廷杰先生在讲演中提到了美国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名字，正是舒衡哲在著作中，大量论述了当时中国的平民教育组织。可见波廷杰先生在讲演前做足了功课。
从某种程度上说，舒衡哲是对的，五四运动当然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政治运动。但它绝不能被贬低为民粹主义，至少它同时是一场现代化运动。
其实在我看来，完全可以把“Pottinger”这个姓氏换成一种中国人更加熟悉的译法——璞鼎查。没错，中英《南京条约》的英方全权代表、第一任香港总督就叫作“Henry Pottinger”（亨利•璞鼎查）。直到今天，香港中环还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
作者供图（下同）
首任港督不仅自己从事了50多年的殖民事业，更培养了一个家族的殖民分子，比如他的侄子埃尔德雷德（EldredPottinger）就是东印度公司精心包装的战斗英雄。据说埃尔德雷德•璞鼎查曾经凭借一己之利扭转乾坤——临时指挥了赫拉特（阿富汗东北部的军事重镇）守军，抵挡住波斯军队的猛烈围攻，从而粉碎了俄国人借波斯之手染指阿富汗的企图。不过埃尔德雷德的英勇事迹并没有得到波斯和阿富汗当地史料的证明。
天晓得这位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跟首任港督在祖上是不是一家人？职是之故，本文后面统一将“Pottinger”翻译成“璞鼎查”。
一
五月集中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纪念日：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5月4日是中国的青年节、5月5日是马克思的生日、5月7日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日子、5月8日美军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5月9日袁世凯政府被迫接受修正版“二十一条”……所有这些历史事件一再为人们所追忆、所重述。其中当然包括“欧洲胜利日”（苏联时间5月9日、英美时间5月8日）。
就在今年5月9日这天，俄罗斯人奥尔加•什尔妮娜将当年苏联红军把国旗插上柏林国会大厦的经典历史照片上色，并上传到了自己的脸书（Facebook）账号。脸书管理系统很快以“违反社区规定”为由，将她的账号封禁了3天。
为了防止冤枉脸书，“今日俄罗斯”的编辑以及其他网友纷纷试验上传这张经典历史照片，结果遭到了相同的厄运，理由是“你的发帖违反了我们社区规定有关危险人物或组织的内容”。
事情没有结束。与此同时，美国白宫推特账号这样纪念了“欧洲胜利日”：“1945年5月8日，美国与英国赢得了对纳粹德国的胜利！美国精神永远会胜利，到最后，就是这么回事。”
一面抹掉了苏联的符号，一面宣称“美国与英国赢得了对纳粹德国的胜利”，这不禁令人想起几个月前，许多中国网友发言反对香港废青的暴行，却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推特和脸书的删帖、封号。相同的配方，相同的味道。
二
璞鼎查先生“纪念五四”的用意是为了把疫情的责任全盘推卸给中国。但公允地说，他在讲演中展现出了十分高超的政治修辞。首先，他的喊话对象是中国人民，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某些“代表”中国人民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
其次，璞鼎查先生把五四运动叙述成了中美友谊的一次伟大历史实践。站在某个特定角度看，这个说法符合事实，就跟白宫说“美国和英国战胜了纳粹德国”一样“符合事实”。
当时中国有着纷繁复杂的政治派系，比如旧交通系（梁士诒、叶恭绰等人）、研究系（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等人）、北京大学江浙帮。这些派系各怀鬼胎：旧交通系不满曹汝霖等人抢了自己的肥缺；研究系不满安福俱乐部抢了自己国会第一大党的交椅；北大江浙帮正在蔡元培的领导下排挤桐城派（后者构成了旧北京大学的主要文科班底）。
当然，他们也有共通之处。曹汝霖等人是段祺瑞政府任命的；安福俱乐部是段祺瑞的狗头军师徐树铮组建起来的；徐树铮又是桐城派教育出来的；安福俱乐部中许多人都跟桐城派有瓜葛。总之，一旦北洋皖系军阀势力倒台，这些草台班子就会作鸟兽散。暗中操纵国会的皖系军阀因此成为了旧交通系、研究系和北大江浙帮的共同敌人。这些在野派系蠢蠢欲动，他们结成政治同盟只差一面旗帜。关键时刻，美国人送来了旗帜。
1918年1月8日，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原则”，比如国民外交、民族自决等。究其实质，后来美国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概括得非常到位：“分我一杯羹主义”。【1】
拉贴摩尔（左）
不幸的是，西方列强根本不会搭理这种看似飘在云端的空洞理想。威尔逊主义需要有听众，西方列强不当听众，那么就让孱弱无力的中国人来当。此时的美国人倏然发现，他们在中国缺乏有力的外交宣传工具。许多消息必须经由日本媒介转播，但作为列强之一的日本显然不想让美国人分一杯羹。
为了改变这个局面，1918年8月，美国政府成立由卡尔•克罗（Carl Crow）领衔的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中国分部，专门负责对华宣传威尔逊主义。这等于主动送给了旧交通系、研究系和北大江浙帮一面绝佳的旗帜。为什么这么说？
当初段祺瑞政府向日本人借款，属于秘密外交，但威尔逊主义鼓吹国民外交、公开外交，这岂不是正好否定了段祺瑞秘密借款的合法性，进而否定了皖系军阀的合法性？
北洋军阀秘密借款属于卖国无疑，后来安福国会更是汉奸辈出。但我们不应忽略，当年旧交通系和研究系政客同样是推动秘密借款的一把好手。从秘密外交到反对秘密外交，只不过变换了屁股的位置而已。
正是在美国外交宣传和中国政治派系的鼓噪下，威尔逊总统一度成为了北京青年学生心目中的“世界第一大好人”。尽管“世界第一大好人”也会在巴黎和会上施展柔软的身段，果断出卖中国的利益。
五四精神的光荣属于纯洁的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而不是那些先亲日后亲美的政治派系。事实上，运动最初的表现与2014年的乌克兰没有太大区别。是什么扭转了五四精神的轨迹？
一种名为“列宁主义”的全新政治理想和组织原则！
璞鼎查先生大谈“平民主义”，批判“精英沙文主义一直阻碍了‘五四’所拥护的民主理想”。我们不应无视：1920年的直皖战争总共只打了五天，之前来来回回的“电报战”、“新闻战”却打了一个多月！舆论上获胜的是美国精神武装起来的文化精英，军事上获胜的同样是美国精神武装起来的直系军阀。极少数垄断舆论的文化精英居然可以左右军事上的胜负，这难道不是当前某些公知大V的理想吗？
列宁主义改变了这一切，它不仅为中国提供了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有力的组织纪律，更改变了舆论的传播方式。从此以后，宣传不再仅仅意味着几个大牌文化人在通电檄文、报刊杂志上舞文弄墨（反正群众也看不懂），更意味着有组织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下到工会、农会，为劳动人民宣讲解放的道理。军事不再意味着各路军阀城头变幻大王旗，而是意味着广泛的群众动员。公知决定国家命运的时代结束了！迎来的是葛兰西所说的“新的文化领导权”。
我们当然可以说，美国人在中国传播了民主。但它跟平民没有关系，这是精英权贵的民主，跟今天美国所作所为的一样。
总而言之，璞鼎查先生巧妙地把美国塑造成了中国人民的盟友，也巧妙地把公知大V塑造了中国人民的代表。他的修辞十分高明，倘不是美国政客在疫情中的表现已经跌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指不准这场讲演还真能在中国收割一批信众。
特朗普与福奇 图自新华网
三
璞鼎查费尽心机把胡适塑造成了“平民主义”的中心人物，但胡适本人未必乐于担此重任。这里不能不说说胡适其人。
倘不是梅光迪书信尚存，我们还真不知道“新思想的是师表”胡适之先生早年留美期间，居然曾肉麻地吹捧程朱理学：“朱注为千古第一伟著”，“程朱心性之学为世界哲学之一大派，”“人类最高尚之智识”。【2】其实仔细想来这并不令人奇怪，乃父胡铁花尚有文字留存世间，可知其人满嘴“天理人欲”。胡适崇拜程颐、朱熹，显系家学使然。
令人奇怪的是，此人1917年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教职时，倏然发现北大江浙帮正在痛打程朱理学，遂忙不迭地与之前的自己“划清界限”，转而以“打倒孔家店”的先锋人物抛头露面。
胡适在美国时，尚且给梅光迪写信宣称自己，“排斥汉儒说经而推尊晦庵”。结果不出几年，蔡元培就在给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就替其伪造履历，称胡适乃“说经汉儒”胡培翚的后人。在那个讲出身讲门第，等级观念严重的时代，没有一个靠谱的家世，是很难立足于学林的。蔡元培说胡适是清代考据学家的后人，而非道学夫子的后人，这等于是给他做了身份认证，使他有资格成为彼时北大当权派拉拢的对象，而不是痛殴的对象。
荒谬之处还不仅在于家庭出身可以造假，就连学问路数也可以造假。按理说，胡适没有接受过乾嘉考据学训练，不论他再怎么表现出“考据癖”，也很容易露出马脚。但事实不仅如此。沈尹黙曾提及：
当年，陈仲恕震于胡适之声名，曾到北大来听过一次胡适讲演，一听之下，他听出问题来了。他越听越觉得熟悉，原来所讲的是从颜习斋书上搬来，并且不加说明，据为己有。钱玄同也知道胡适这个秘密。有一次，胡适被邀作学术讲演，此公既已成为时下忙人，自无功夫作什么准备，玄同曾亲眼看见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赴琉璃厂旧书铺找了一本不知什么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一过，他这点鬼聪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讲台发挥一通。此公行事，大率类此。【3】
沈尹黙并没有冤枉胡适，查考后者著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说”来自康有为；屈原史无其人来自廖平，“岳飞是军阀，秦桧是英雄”来自吕思勉；儒家是奴隶哲学来自傅斯年；章学诚有现代史学意识来自内藤湖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大抵他十分善于专门猎取一些耸人听闻的新奇观点，大加发挥，似乎是其考据所得。“考据癖”大抵如此容易养成。
问题是胡适真的放弃了思孟程朱吗？其实不然，等到此人一旦站稳脚跟，就转而把孟子、朱熹等打造成为了具有怀疑精神的启蒙思想家。尤其令人玩味，满嘴夷夏大防的道学夫子，却可以跟美国发生一些亲缘关系。
四
五四运动的起因是反对日本割占我山东主权，但胡适与日本人的关系却颇为暧昧。自1920年代中期以后，他就大量接受日本人的好处。例如1924年7月下旬，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资助下，胡适游历沈阳、大连等地，发表演说、参加派对，十分风光。日本间谍媒体《盛京时报》更对此大肆造势：
吾人既已深佩满铁当局此举之贤明，而与胡博士之惠然肯来，使东省人士得以聆其高论，无不胜欢迎之至也。……
……大连虽系中国领土，而租借多年，且满铁所办之夏期大学，乃专为日人而设，是则胡氏今次东来，大有几分国际讲演之意味，以开中华学者出国讲学之新例，甚可喜也。【4】
大连是中国领土，胡适赴大连讲学，却“开中华学者出国讲学之新例”，着实令人错愕。也许这解释了后来为什么他会建议国民政府放弃东北，可“继续剿共五十年”。
时过境迁二十几载，胡适也早已改变了政治屁股。1951年初，值朝鲜战场激战正酣，他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公开表示“中国人民会翘首以待美国去轰炸他们”。
记者问：如果我们轰炸满洲[注：麦克阿瑟主张轰炸东北]？
胡适：贵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告诉我说，当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南京的时候，他以为人民一定会恨国民党。结果当他跟南京人交谈以后，他很意外地发现他们欢欣鼓舞地说，国民党终于回来了。【5】
司徒雷登是不是真的说过南京人乐意挨国民党飞机的炸弹，这里无法考证，但胡适借此呼吁美国飞机轰炸东北，却是不争的事实。
1951年4月下旬，胡适到费城参加“美国哲学学会”的年会。在会上他发表了《如何理解中美关系在这十年间的恶化》（“How to Understand a Decade of Deterioration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的主题讲演。他在讲演中明确指出，中美关系的恶化起源于1942年1月1日，当时中国与美、苏、英三国一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因而跻身于“四强”之列。
胡适
在胡适看来，罗斯福政府把中国抬进了“四强”的行列是对中国过分的拔高，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实际能力。美国人太爱中国了，所谓“爱之深责之切”，难免对于中国百般要求，也难免对于中国百般苛责。这就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期望过高，反而损害了家庭关系。在结尾处，他这样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出谋划策：
孟子在一个场合说“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在另外一个场合又根据同样的理由说：“古者易子而教之。”这就是要让父子之间避免常常因为“责善”，而造成“离”的恶果。
孟子不希望发生在父子之间的“责善则离”的问题，却由一个大国的政府强加在其孱弱的盟邦政府身上。其无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憎恶、反问、与劫难。
我希望这个二十三世纪以前中国哲人睿智的诫言，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人理解这过去十年来的教训，而且作为未来之师！【6】
孟子说：“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道大焉。”（《孟子•离娄上》，按：“古者易子而教之”与“父子之间不责善”本在同一段，不是胡适所说的“在另外一个场合”。）意思是父亲不能对儿子求全责备，求全责备就会使父子关系疏远，没有什么比父子疏远更不幸了，所以古人易子而教，既能严格教育儿子，又能保证父子亲密。
显然，胡适是在说，考虑到家庭关系的和睦，作为父亲的美国也不应该对作为儿子的中华民国求全责备，否则不免“责善则离”。璞鼎查把胡适打造为五四运动的灵魂人物，在胡适那里，我们找到了“美国爹”一词的具体出处。
五
无论璞鼎查先生怎么把胡适当作五四精神的代表，都不能否认胡适晚年在严厉抨击五四运动：
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7】
我国内便有些人据此宣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档事情”。应该说，璞鼎查先生的讲演恰恰证明了这种说法纯属胡扯。有充足的史料证明，胡适在五四时期可没有把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当作“两档事情”。
璞鼎查先生这样描述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张彭春和胡适都知道‘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不过是一派胡言，是最不爱国的论调。”中国人当然适合民主，只要它是货真价实的，但问题是货真价实的民主跟今天的美国没有什么关系。
据腾讯网报道：
疫情确实没有国界，但它能分出阶级。
参考文献：
1、【美】拉铁摩尔：《亚洲的决策》，曹未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1—12页。
2、梅光迪：《梅光迪致胡适信》第3函，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页。
3、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34页。
4、高翔整理摘编：《胡适东北行史料钩沉（之一）》，《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1期，第28—29页。
5、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国师策士”，新北：联经出版社，2018年，第616—617页。
6、江勇振：《舍我其谁》第四部，第644—645页。
7、胡适英文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载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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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7 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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