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没有那份骂人的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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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昨晚之前的一两个月，甚至在这之前的十来年，诺奖一直是莫言这个级别的作家经常会被问到的固定话题。有的作家一问就会光火，有的则斯斯文文地跟记者周旋到底，莫言毫无疑问属于后面这种。作为从山东农村高粱地里出来的作家，莫言在秉承了一种农民式的淳朴的同时，也带有一种农民式的“狡黠”——在获得诺奖之后，我相信这种“狡黠”会越来越多地被称之为“智慧”。那就是：他从来都不会把话说“满”，从来都给自己留有余地，然后雍容自如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跟他那汪洋恣肆、华丽无比的文风，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

“女性崇拜者”和发卡

第一次采访莫言是2001年他推出《檀香刑》的时候。在那之前，莫言已有几年没写过长篇，在上海的亮相也并不多，上海的几位图书记者还是很兴奋的。但这种“兴奋”，在提问环节却戛然而止：新书还没看过，想不出要问什么问题。

莫言的表现还好，轻轻松松地坐在台上，不时动手固定一下自己头发上的几根发卡。倒是这几根女性化的发卡打开了局面。作为女性读者，莫言小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对于女性的刻画。 《红高粱》中的“我奶奶”，《檀香刑》中的孙眉娘，都被莫言写得近乎于“女神”，美丽娇媚，自由奔放，充满原始野性的生命活力。我当时就问他，这种女性，算是“莫言的女性观”吗？

相比对作品的研讨，莫言显然很喜欢回答这种“软话题”。他说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小时候看见过很多大胆泼辣的山东农村女人，她们坚持按自己的性情活着，“我笔下的女性多是这个模子，叛逆而美丽”。后来他又加了一句，“我就是一个女性崇拜者，你看我的头发是‘地方支援中央’型的，所以还别了个非常‘女性化’的发卡。 ”

“我没有那份骂人的机智”

莫言的“狡黠”还在于，他绝对不会主动去骂别人，也不介意当箭靶子被骂。在昨晚之前，有关莫言的各种评论很多，恶评也有不少，但莫言的反应只能用“不卑不亢”来形容。这也对应了他的名字：话说多了怕惹麻烦，所以叫莫言。

当时我们问他，对同行王朔的屡次大放厥词怎么看待时，莫言笑嘻嘻地开口：“你不觉得，现在没有被王朔骂过的人简直就算不上真正的名人吗？骂人也是一门艺术，别人问他一句，他就能随口对出来一句而且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这份机智，我是望尘莫及，所以我不会开口骂人。若是被别人骂呢？那我也犯不着再对骂回去。 ”

至于那部著名的电影《红高梁》，以及后来莫名其妙被盛传买断电影版权的 《檀香刑》，莫言的反应都是轻描淡写的。 “小说像是我的女儿，而电影就是女儿的女儿，是外孙女，我就管不了那么宽了。剧本改得好，那是改编者的本事，改得不好，也是改编者的耻辱，都与我莫言无关。 ”

“写作的动力不是名和利”

莫言不止一次提到获奖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忘掉”。获茅盾文学奖之后他这么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莫言让我非常感动的一次，是2002年他跟王安忆那场“写作：是悲壮的抵抗”的演讲。现场座无虚席，场面确实很热闹。但这显然跟莫言、王安忆曾经经历过的那种读者见面会完全不一样：在场的一些读者不是带着 “崇拜”，而是带着“挑战”的心态而来的。这显然让他们有点招架不及。

在被问到 “你们的作品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远”时，莫言显然有点坐不住。他先是慢悠悠地表示，作家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过去让作家身上承担过多历史使命，其实是不正常的。但他接着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可以没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比如他在家乡听到过一起“蒜苔事件”，当时他感到受伤害的就是自己，所以要站出来说话，这才有了后来著名的《天堂蒜薹之歌》，“作家面对现实生活是不能逃避和回避的”。

至于年轻读者感兴趣的 “稿费问题”，莫言很郑重地回答：写作的动力是什么？名和利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是来自作家对小说的热爱。 “用毕生精力写出一部自己非常满意的小说，这种骄傲是名和利都换不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