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绿带土地交易中的X先生是谁？

安省廉政专员大卫·维克（David Wake）对安省保守党政府的“绿带住房开发”事件的调查报告中透露了一名神秘的说客X，这名X先生如果能成功令开发商获得绿带地的住房开发，将获得100万加元的报酬。

情节如同精彩的好莱坞电影——这是笔者全篇读完安省廉政专员的报告、以及《多伦多星报》的相关报导后的第一想法。

笔者之所以从去年秋天开始紧盯这一事件的内幕，原因自然是作为一名安省公民，我们应该知道过去一年省府在决策房屋发展时发生了什么？过去9个月来政府与开发商做了什么？过去数周来安省审计长和操守专员发现了什么？

笔者更希望我们透过系列的追踪报导能令更多的人了解民主体制的优越性。例如传媒不是要权力者体无完肤，但传媒可以掀开权力者华丽的礼服，认清权力者真正的面目。

言归正传：X先生是谁？

根据传媒报导，在廉政专员报告中被称为“X先生”的这位神秘说客已被《多伦多星报》确认为安省克拉灵顿市（Clarington）前市长约翰 • 马顿（John Mutton）。

廉政专员维克称X先生是那块从绿带移除出来的土地所有者彼得 • 塔南鲍姆（Peter Tanenbaum）聘请的两名顾问之一。那块34公顷约86英亩的土地在克拉灵顿市纳什路（Nash Road）上，距多伦多以东约83公里处。

这块土地已获得省府批准，成为第一批从绿带移出并重新规划为住屋开发地。

据廉政专员报告披露：塔南鲍姆于2022年8月9日与X先生的咨询公司签署了一份有偿合同。合同承诺，X先生的公司每月可固定获得6000元的收入；如果X先生能成功地帮助将土地从绿地中移除，他将获得22.5万元的“绿地费”；如果市政当局同意允许住宅开发，他还将获得额外的77.5万元“重新规划费”。

《安省游说法》明确规定：禁止对成功的游说活动给予任何奖励。

我们从被传媒指为X先生的马顿在领英（LinkedIn）上的个人资料介绍获知：马顿从1997年到2006年担任安省克拉灵顿市的市长，该市2021年的人口约为10.1万人。简介称，自2006年以来，马顿一直担任开发公司市政解决方案（Municipal Solutions）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顿在描述自己公司工作的帖子上写道：“我们负责项目管理，为所有土地利用开发减少繁文缛节。”

马顿告诉《星报》，他已经为塔南鲍姆工作了“17年多”。但他强调，这并不是作为一名说客。

马顿的社交媒体上有他与省长福特和住房部长史蒂夫·克拉克（Steve Clark）的照片。

传媒报导，马顿于2000首次当选安省克拉灵顿市市长。2006年，选民否决了他所期待的第三个任期。马顿将失败归咎于他因涉嫌袭击妻子和女儿而面临刑事指控。他一直坚称自己无罪，后来也确实被宣告无罪。马顿在2018年曾竞选安省杜林区（Durham）主席失败。

房产记录显示，开发商塔南鲍姆在2003年以275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在纳什路上的这块土地，此时比绿带创建早了两年。

在获得这块土地后，塔南鲍姆一直等待批准在这块绿地上建造房屋。2022年夏天，当来自安省政府，准确地说，是来自安省市政事务和房屋厅长克拉克（Steve Clark）的核心团队——厅长幕僚长阿马托（Ryan Amato）将计划从绿带移除部分土地用于房屋开发的内幕消息被传出时，塔南鲍姆看到了机会。随后他聘请了两名顾问来帮忙游说政府，将他拥有的土地纳入移除项目内。

这里比较吊诡的是先有“内幕消息”传出，然后发展商和说客蠢蠢欲动。

廉政专员在他的报告中这样描绘内幕消息的传播：“耳语似乎渐渐传出来”（whispers seemed to trickle out），这句话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也是廉政专员在报告结论中谴责住房厅长克拉克应负“涉利益冲突”和“利用内幕消息”之责的根据之一。

塔南鲍姆所任命的两名说客其一是菲达尼 • 戴克（Nico Fidani Diker），他曾担任省长福特的行政助理，现在是一名注册游说者，有多家开发商是他的客户。

另一名是X先生，即《星报》后来声称确认的马顿。

马顿并不是注册说客。尽管他在给客户的电子邮件中吹嘘说，他正在用高尔夫球邀请和猛龙队（Raptors）的比赛门票来讨好政府政治工作人员。

像加拿大所有政府一样，安省政府受旨在防止任何利益冲突的规则管辖。游说者必须在一个公共数据库，即“安省游说者登记局”（Ontario lobby Registry）中登记，内容包括他们的姓名、客户、游说政府的理由和会面日期。公务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不得接受游说者的任何礼物，包括门票或咖啡。

戴克是游说公司OnPoint Strategy Group的负责人，他具有游说资格。马顿并没有在游说者登记局登记，涉嫌违反了《游说者登记法》（Lobbyists Registration Act.）。

廉政专员还发现，X先生在住房厅长克拉克的办公室里与高级政治工作人员有过接触，并且安排与他们打高尔夫球（未果），以及一顿付费午餐（被确认），还向他们提供了多伦多猛龙队（Toronto Raptors）篮球比赛的门票。

证据来自61份证词中包括餐厅、球场以及当事人的陈述。

安省审计长和安省廉政专员两份报告都披露了发展商及其说客与安省市政事务和房屋厅长克拉克的幕僚长阿马托（Ryan Amato）曾私下见面，发展商向阿马托递交了有关开发土地的资料（详见笔者发表在加国无忧网上的文章《福特省长真的可以为达目标不择手段？》一文）。廉政专员称阿马托对他与X先生互动的描述含糊不清；且拒绝提供有关他与说客关系的明确证据。

廉政专员维克写道：“我发现，阿马托先生在他的证据中试图在这一点上淡化他与X先生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令人难以置信。”

马顿说他不知道廉政专员报告中描述的X先生的身份。他在接受《星报》记者简短的电话中回应：“我不是说客。我有一家开发服务公司，我们提供规划、工程等一切服务。”

戴克承认他和马顿都在为发展商提供服务。将塔南鲍姆在纳什路附近的土地移除出绿带是他第一次与马顿合作——“当然也是最后一次，”他说。

戴克明确他的公司从未收取过像马顿这种应急费用，在为塔南鲍姆或其他人工作时也从未收取过这种费用。安省的游说法禁止以影响决策者的成功程度作为报酬的游说工作。

戴克告诉廉政专员，他在2022年8月第一次见到塔南鲍姆时，这名开发商就告诉他，X先生已经就纳什路（Nash Road）的那处房产与省政府的某个人取得了联系。他的工作将是“主要通过X先生与政府联络”。

戴克明确：“我从来没有签订过任何形式的游说合同，以从绿带中获得任何土地。”

戴克说：“不幸的是，有些人选择不注册，并据此开展业务。在默认情况下，我也被卷入其中。”

“我总是按规则办事。我与廉政专员充分合作，如果被要求继续这样做，我不会有任何问题。”

住房听长克拉克的幕僚长阿马托在接受廉政专员调查时称，他确实曾被邀请去打高尔夫球，但他拒绝了。

“如果他们获得的信息是你真的不想和他们呆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再邀请你出去玩了。”

阿马托告诉廉政专员，他只是以“专业的方式”与X先生打交道。尽管专员质疑阿马托的言论，称“他淡化与X先生关系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令人难以置信。”

马顿还邀请了厅长克拉克的副幕僚长克里斯汀 • 詹森（Kirstin Jensen）在多伦多市中心伊顿中心（Eaton Centre）的乔伊餐厅（Joey）共进了一对一的“私人”午餐。詹森告诉廉政专员，X先生可能付了午餐的钱。

“可能”在政治场里真是一个美妙的词儿。

詹森告廉政专员，午餐时X先生提到了他正在处理的几份文件，涉及省长给厅长的指令，即允许住房厅长重新划分一块土地以快速发展。

X先生还给了她一个文件包转给阿马托，阿马托被视为詹森的上司。

廉政专员在他的报告中说：“对她来说，午餐这个礼物似乎是一个低成本的活动。但对说客来说，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活动。如果他的客户的绿带拆除请求成功，并且随后获得市政批准，他将获得100万美元。”

在一份声明中，住房厅长克拉克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詹森）没有参与任何与绿地变化有关的决策。游说者的唯一责任是遵守《游说者登记法》中规定的所有规则和条例。”

X先生在回答廉政专员的提问时承认：他曾计划与阿马托和詹森一起观看多伦多猛龙队（Toronto Raptors）的比赛和打一场高尔夫球，但阿马托和詹森告诉廉政专员的则是另一个故事，说他们没有接受他的邀请。

从廉政专员获得的一封X致客户塔南鲍姆的电子邮件显示，讨好政治幕僚是他策略的一部分。

这封电邮是X先生在与詹森午餐前9天发出的。X先生告诉塔南鲍姆，我们的文件是我讨论的唯一文件。我还让他们两周后和我一起去古德伍德（Goodwood）打高尔夫球，看猛龙队的比赛。”

詹森回复廉政专员，X先生从未邀请她参加这些活动。

当廉政专员问及阿马托与X先生互动的程度时，阿马托闪烁其词。他说他没有参加与X先生的会面，也不记得被邀请共进午餐。廉政专员发现，在阿马托当日的日程表上，午餐时间被一个标有“私人”的活动遮挡住了。

阿马托称他从没有和X先生打过高尔夫球，也没有看过猛龙队的比赛。

廉政专员发现，有关纳什路房产的信息最终被包括在阿马托10月3日给所谓的绿地项目团队的第一批房产选择名单中——阿马托监督的一个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小团队最终选择了将这块土地作为从绿代中移除的15块开发地中之一者。

《星报》早前报道，房屋开发商和游说者去年参加了福特女儿的婚礼庆典。

廉政专员形容，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房屋部长克拉克违反了官员道德准则。他选择“把头埋在沙子里”，而他的幕僚长则开始了一个“混乱且几乎不计后果的（移除绿带土地）过程”，从而促进了那些听他的话的开发商获得私人利益。

15块从绿地移除的土地会给发展商带来82.8亿元的商业利益。

皇家骑警仍在评估是否会对绿带的“违规行为”展开调查。

对于X先生在事件中浮出水面，廉政专员的结论是，他担心安省的游说规则“缺乏效力”，即就算有人被发现违反了这些规则，作为廉政专员也没有严肃的追索权。他只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并禁止他们在两年内进行游说，这似乎毫无意义，因为X先生一开始就没有注册。维克写道：“其他司法管辖区规定了更有效的罚款。”

廉政专员解释了他没有透露X先生名字的原因。因为任何对潜在游说违规行为的调查都必须与他对厅长克拉克的调查分开；而且安省的游说法限制他披露是否正在进行中的调查。只有在完成调查后，他得出结论认为X先生违反了规定，他才能透露X先生的身份。

安省新民主党领袖玛丽特·斯泰尔斯（Marit Stiles ）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廉政专员的报告时同意游说规则需要“加强”。“我们不想要一个由X先生控制的安省。”

她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星报》的报道。她说：“安省保守党政府日益严重的丑闻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更清楚地表明，他们在绿带掠夺案上的肮脏交易是腐败的。”

“安大略省的土地使用政策不应该由X先生或未注册的游说者来操纵；政策变化不应该由那些赚了数十亿美元的开发商来书写，然后放在u盘上或放在私人聚会上的信封里交给政府官员。”

安省绿带土地转换风波现在只是渐露轮廓，未来会怎样发展在省长福特的魔杖下变幻莫测。这其实是政治场上的一种常态。即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贪腐，两者间代关系是权力动态的体现，而监督和监督工具的运用，则是压制、缓解贪腐的手段之一。

德国社会学家 Max Weber 在其《政治学中的权力》中称：“贪腐是权力的滥用，而监督工具是社会约束权力的必要手段。”

安省审计长、廉政专员以及传媒对省长福特及其团队的问责是政治体制所赋予的权力。省长周五对记者提问他在事件中应付的责任时，暴怒对记者进行人身攻击，并警告记者“你不犯我，我不犯你”（You don’t attack me, I don’t attack you），省长这种无知的恶霸行为，一而再地扣动扳机向民主心脏射击，这是危险的先例，他势必因此收获相应的政治回报。